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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翠鸟资本
在中国公募版图上,华商基金一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这家机构诞生过多位明星基金经理,离开后在资管行业继续担任着“扛把子”的角色 。
今年以来 ,这家公募的核心人物再次出现异动,引来市场关注。
华商基金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?
老牌机构
公开资料显示,华商基金成立于2005年12月20日 ,总部设在北京,今年进入开业第20年。
华商基金官网显示,公司股东分别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、深圳市五洲协和投资有限公司与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。
近日 ,华商基金公告称,基金经理童立离任,不再管理华商万众创新灵活基金 ,离任原因是“工作需要 ”。
据悉,童立于2011年7月加入华商基金,曾任行业研究员、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 ,曾管理多只混合型 、股票型多种基金,现任华商基金研究总监、研究发展部总经理、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等。
童立卸任这只产品之后,他还继续管理其他部分产品 。此前,童立参与这只产品的管理长达三年。
无独有偶。
2025年3月中旬 ,华商基金发布公告,引发市场重大关注:周海栋因个人原因卸任华商新趋势优选等6只基金的基金经理,卸任后不转任华商基金其他工作岗位 ,且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。
周海栋可谓华商基金的名片,几乎可以说是代言人物,在整个公募圈成为少数的业绩和规模“双升”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 ,管理规模一度超过350亿元。
这等于华商基金流失了一位“扛把子”。
曾经战胜王亚伟
一提到中国公募早期发展阶段,投资者通常会想到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成为”公募一哥 ”的代名词。
然而,华商基金在2010年曾诞生了一位基金经理 ,完美战胜了王亚伟,他就是孙建波 。
资料显示,孙建波在2010年末以37.76%的年收益率 ,获得2010年的中国公募基金业绩冠军,而王亚伟只能屈居第三。那个年份,中国股市并没有指数级的行情,能斩获数十个点收益的机构可谓相当“凶悍”。
这对于华商基金来说 ,这并非孤例 。
那个时代,华商基金有一个“三剑客”组合,即庄涛 、梁永强和孙建波 ,堪称这家公募的投研部门灵魂人物。
其中,庄涛最早离开,2011年就转身去了中信产业基金 ,之后转身创立了私募机构。孙建波则于2013年离职,加入“奔私 ”大潮 。
梁永强一度做到华商基金的总经理,之后创立了个人系的公募机构。
恰恰就在梁永强“投而优则仕”的阶段 ,他在华商基金进行了事业部的孵化,其中梁永强本人名下就有一个独立的投资事业部。昔日,这家公募管理的专户产品(有私募性质 ,为特定的大体量客户管理资金)也通过事业部的形式,从外部招揽了做绝对收益的人才 。
上述三位绩优基金经理,见证了华商基金无法留住关键性人才的尴尬往昔。
人才挑战
看到这里,投资者就会有一个疑问:为何华商基金总能诞生绩优基金经理 ,但这些人最终还是会流失?
这种现象在诸多公募机构均会出现,特别是中小规模的机构,通常涉及内部治理问题丛生 ,股东结构复杂,各方利益诉求不同,导致决策流程冗长 ,战略执行受阻。
按当下的网络热词,就是一种“内耗”,最终忽视了基金经理在投研体系搭建、团队传承等方面的长期价值 ,难以真正留住人才 。
华商基金是否陷入了某种程度的“内耗 ”,限于相关信息,难以从披露信息中得知 ,但国内外同行的案例值得借鉴。
贝莱德就是一例,构建了如同“数据中枢神经”般的Aladdin系统,早在数年前就实现了投资全流程数字化、标准化。基金经理如同在“智能工厂”中工作,依托平台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 ,得以将精力聚焦于策略优化与投资决策。
换言之,一家公募团队需要实现平台化赋能模式,让基金经理在融入集体智慧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,进一步实现与公司层面的深度绑定 。
华尔街的Point72对冲基金也是一个例证。这家机构以“创业孵化器 ”模式独树一帜,其创始人打破传统雇佣关系,设立内部孵化基金 ,鼓励核心投研人员提出创新策略方案。
这种管理模式下,绩优投研人员便可组建独立团队,获得资金支持与资源倾斜 。这个模式在华商基金曾经所有实践 ,甚至国内大型公募机构也尝试过事业部,但近些年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少。
从华商基金的案例延伸开来,一家资管机构需要突破“金钱换忠诚”的狭隘思维 ,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激励问题。